回到莱斯顿后的第二件事就是换了弗吉尼亚州的驾照，并把车注册在弗吉尼亚州。注册的办事员问我有无保险，我回答没有。她告诉我从迁入弗吉尼亚州算起，我有一个月的期限可以把保险办好。接下来因忙于工作，没有把买保险一事马上搞定，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几天之后，发生了十天内的第三次撞车，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
第三次撞车
这一次撞车似乎是我自找的。我开车经过一个大公共停车场，是到弗吉尼亚后才看到的这种让上班族开自己的小汽车来这里停下，换乘公共汽车去地铁站的中枢站。我一时好奇，便打算进去看一看。进停车场的口子有一个红绿灯，我就在转弯的车道上等对面直行的车跑空，不过所谓直行的车道实际上是一条弯道。当绿灯变黄时，对面驶来的车停了下来，交通灯也正好变成红灯。
于是我松了刹车，踩油门左拐。就在这时，对面弯道上高速驶来一辆车，明显是想抢红灯。由于处于弯道，他可能误以为我的车在他的车道上，便紧急刹车。但由于刹得太急，以致失控，车子打滑，斜着冲到我的车道，撞在我车的右侧，随后滑到我这一侧右边的直行道上。幸亏那条车道上当时没有车，否则要连环撞了。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从车里出来，我也走出车去准备交涉。我当时有点懵，突然意识到我还没买保险，而且以为已经过了三十天的期限，所以一开口就对他说，可不可以不叫警察，由我来赔他的修车费。对方显然动了心，于是我们决定各自把车开进停车场再继续谈。
我先开了进去，由此失去了最为关键的事故现场。我把车在停车场里停好，此时我对这个停车场已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好奇心了，取而代之的是十二分的懊丧，不由得狠狠捶了艾斯考特一拳。
对方事主开着他那辆车磨磨蹭蹭地也进了停车场，他那车的右前轮罩掉下来挂在了轮胎上，还没开到停车位就再也开不动了，只好把车停在进停车场的路边。他走过来对我说他要给他的父母打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他走到候车亭旁的投币电话机去打电话。这时候妻子提醒我说，我们到弗吉尼亚还不足一个月，我这时才醒过来：我还有一个礼拜的宽限期，当下心气就壮了点。
对方的电话打了很长时间，我们可以看见他在电话里不停地交谈，最后终于挂上电话，回来跟我说，他的车是租开的新车，他父母亲认为还是让警察处理比较好。我就说那就叫警察吧。他又去打911。
不一会工夫，一辆灰色的汽车开进了停车场，车里出来一个穿便服的男子——是个便衣警察。警察先跟对方谈话做笔录，而后打电话叫来一辆拖车把对方的车拖走了。接下来警察又跟我谈话做笔录，完了后给我开了两张传票：一张是撞车事故，另一张是没买保险。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警察写的事故报告。报告完全采纳了对方的说辞，说我拐弯时被直行的车撞到，还附上一幅撞车示意图：两部车成T字形相撞。报告只字不提对方闯红灯、刹车失控的事，基于这样的报告，我的官司必输无疑。我开始冥思苦想，如何用我的证据去推翻警察的报告。我想起对方的车是坏在右前轮，是轮罩挂在轮胎上以致不能开的，按照警察画的图，对方的车应该坏在前保险杠。这是我能打开的一个缺口。
当然，我不能光凭记忆，必须掌握证据。我给对方事主打电话，告诉他作为可能的赔偿方，我有权力知道他的车是在哪儿维修的以及所有的维修细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车在他的一个朋友工作的修车库修理，并告诉了我修车库的地址。
“这是美国！”
某天下午，我去了那家修车库，找到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承认车是在他这里修的，但拒绝告诉我车是否还在这里。我退出来，绕着修车库转了大半圈，找到了那辆车。果然，右边的轮罩连同上面的一小部分车体钢板被换掉了，换掉部分的颜色与原来的并不完全匹配。
我回去对他的那位朋友说：“请转告你的朋友，他对警察撒了谎。明明是右侧撞了我的车，他却说成是保险杠。”说完我就离开了。回家后我有些后悔，觉得不应该对他的朋友说那几句话，使他有时间编造托词。
开庭了，那个白人法官很胖，坐在法官席上，庞大的身躯纹丝不动。快轮到我的案子的时候，那天处理事故的警察也来了，可就是不见对方当事人。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应声走进法庭，对方事主仍旧未到。
这时，一个自称是代表对方保险公司的男子在后排高声说，他的当事人正在路上，要法庭再等一等。警察也请法官延后审讯，这位法官居然同意了，这一等等了一个多小时。第二次叫到我名字时，对方还没到，同样的过程重演一次。再等，一直等到上午的案子全结束，才最后不得不审我的案子。可是，对方事主依然不见踪影。保险公司代表要求改日再审，但这次法官没有同意，当场宣布案子在两告缺一、无法推定事故责任者的情形下结案。
接下来再审我没买保险的案子。我向法官陈述了田纳西州不强制买车保险以及弗吉尼亚州有三十天宽限期的理由，但是法官仍旧判我违法，并据此吊销了我的驾照。我争辩说，弗吉尼亚警察曾打电话到田纳西去证实过我的说法，希望他也能通过某种渠道证实一下。大概是我的建议惹恼了他，法官不屑地迸出一句：“这是美国！”然后不再言语。我一直猜想他的下文是想说什么？是说美国人人都有保险，还是在美国就得买保险，又或者是美国让所有的人都享受到保险？
尾声
翌年夏天里一个酷热的傍晚，我开着艾斯考特经环城高速公路下班回家，当驶近我通常的出口时，艾斯考特突然熄了火，停在路中央。车后面随之停了长长一排车。几个人停车下来帮我把车推到路边。很快一个巡警开车过来问我要不要打电话叫拖车。我打量着艾斯考特：两次撞车使车体残破不堪：后保险杠下垂，一个后轮罩全然掀开，车体一侧被撞出一大片凹痕……
我深知如果艾斯考特进了修车房，即使花一千八百块也不可能让它重新上路，更不要说把车体也整修一遍。我摇摇头，采纳了巡警的另一个建议：把车无偿送给了一家拆车商。艾斯考特将被拆成零碎，把还可以用的零件贱卖。
于是，那一天傍晚环城高速上停下的一长排车成了向我的艾斯考特告别的一个仪式。